孙海麟主编的《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全面阐述了张伯苓在中国推进奥林匹克精神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指出，每个人“看了这本书后会感到鼓舞，从中感受到一个
关于在中国发行的出版物中何时最早传递了现代奥运会的信息，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认为：“1900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已有了关于法国巴黎召开第二届奥运会的消息报导。在其中的‘时务摘要’栏目，曾以《法国观赛人众》为题，间接地向我们提供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信息”（《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第18页）。这一看法可称之为“1900年说”，是由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罗时铭教授最先提出并详加论证的（《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时间考》，《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12期）。后来，他在2005年出版的《奥运来中国》一书中又加以重申（《奥运来到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郭怡在2006年出版的《奥林匹克演绎的教育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书，王力宏在2007年出版的《文化视野下的奥林匹克》（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一书，都采纳了罗时铭提出的“1900年说”。笔者认为此问题实有必要讨论。
《中西教会报》庚子六月（公历7月）第67册上“时务摘要”栏目中，以“法国观赛人众”为题的报导：“西贡五月十二号（公历6月6日）来电云：巴黎赛会，各院安置与赛各物，现将告竣。每日入内观赛之人，实繁有徒，以故颇形拥挤云。”笔者认为：第二届现代奥运会1900年5月20日至10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五届世博会于同年4月15日至11月12日也在巴黎举行，这里提到的“巴黎赛会”是指世博会（当时在中国常将博览会称之为“赛会”）。首先，从相关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各院安置与赛各物，现将告竣”，“各院”是指布置的展厅，“与赛各物”是指参展的物品。其次，还可以从当时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实际运行的情况中得到证实。这届奥运会由于未受到博览会组织者的重视（当时博览会是主体），以致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场地均无周密的安排，原来承诺修建的专用体育场地未兑现，以致比赛场地分散。田径比赛被安排在巴黎市区原赛马场举行，这里林木丛生、土质松软、跑道不平，场内设施几乎一无所有。在博览会的宣传材料上，只有在“提高工人思想与道德”这样的标题下，才提到了体育比赛，公众并不了解与世博会同时举行的奥运会。从留传下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参观比赛的人并不多（详见李艳翎主编：《奥林匹克运动全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这样，不可能出现观赛之人，“实繁有徒，以故颇形拥挤”。笔者认为，《中西教会报》的有关报导反映的是世博会的情况，而不是奥运会的情况，“1900年说”不能成立。
在中国报刊上报导有关现代奥运会的消息，要到1904年。根据笔者目前查到的资料，《万国公报》1904年第191卷“时局一览”栏中刊登的《圣路易大博览会之游记》中，报导了1904年世博会与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斯同时举行的情况：“体操院一切赛力法皆备，而希腊赛人时代之亚力必嬉戏会，亦在其中。”这很可能是中国报刊上关于现代奥运会的最早的信息。其中“亚力必嬉戏会”当为奥林匹亚运动会。文中提到的“体操院”是指与现代奥运会有关的体操展厅。有趣的是文中有“赛力”与“赛人”之别。将奥运会冠以“嬉戏会”之名，把它看成一种娱乐活动，合乎当时的语境。在清末中国把一些体育活动皆视为嬉戏，如将滑冰运动称为“冰嬉”。在这篇报导中还提到“又有赛马之场或骑或车，具地可容二万七千人，而大体操会则演说养生之理甚详焉。”这里提到的大体操会当属奥运会的一项活动，在其中还穿插养生（健康之道）的演说。报导具体记述了奥运会的部分情况，还透露了奥运会起源于古希腊这一信息。
中国何时曾提议申办奥运会，对国人来讲也是一个甚为关心的问题。《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认为，1945年9月7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约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并委托张伯苓和王正廷负责向政府商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正式“申奥活动”（《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第33页），郭怡在其所著的《奥林匹克演绎的教育文化》一书中也持同样看法（《奥林匹克演绎的体育文化》第258页，第273页）。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准确。查阅相关的报刊，在1945年9月7日前三个月（1945年6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监事会议上，讨论今后五年工作计划时，其中一项是约请世界运动会战后在华举行。这在《中央日报》6月2日第三版上，《大公报》6月2日第三版上均有报导。另据《大公报》1945年9月8日第三版上一则报导称，9月7日体协理事会会议曾约请1952年世运会在我国举行，推张伯苓和王正廷与政府商洽（《中央日报》没有体协召开相关会议的报导）。笔者认为在9月7日体协召开的会议中提出申办奥运会实为再议。6月1日申办奥运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提出的初议，而9月7日的再议是在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的形势下再次提出的。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持消极态度，申奥计划未能付诸实现。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孙海麟主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80.00元）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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